電子商務改變中國農村
信息化的生產方式正漸漸成為中國社會的帶動力量時,工業化的生產方式仍然是中國農村社會的主要帶動力量。這是中國農村落后于時代的基本面上的原因。
農村電子商務與農村社會轉型是什么樣的關系?
我們知道,按照經濟與社會的一般關系,農村社會的結構,是以農村生產方式為基礎的。遍觀古今農村發展,有什么樣的生產方式,就有什么樣的社會結構。
電子商務的影響,直接作用于改變生產方式。它對農村社會的影響,是通過生產方式變化間接地傳導的。
在沙集模式等一些地方經驗中,我們看到,由于電子商務的引入,改變了當地主要產業結構中的生產方式,從而引發了社會生活的變化。
沙集鎮前任書記黃浩到《互聯網周刊》雜志社做客時,告訴我一則趣聞。電子商務在沙集興起時,他初到沙集。還沒來得及抓治安,卻發現治安忽然奇跡般好轉了。經調查發現,原來電子商務一夜間把當地勞動力都吸光了,勞力缺到了要到城里雇人的程度。“兩勞”釋放人員自然也被卷入就業大潮。他們十分想犯罪,想破壞社會治安,但做案總得有時間呀。電子商務忙得他們暈頭轉向,怎么也抽不出時間去破壞社會治安,只好任由社會治安好轉了。
這是農村生產方式與農村社會發展互動之一例。
中國農村社會轉型的盲區:新農村新在何處
中國農村的社會轉型,說來話長。
先得看一看以往社會轉型的漏洞在什么地方,才好理解電子商務的獨特作用。
在我印象里,從辛亥革命后不久,新農村建設這回事就有了。宣統三年九月十四日,趙秀才和錢洋鬼子,背著阿Q,將靜修庵里“皇帝萬歲萬萬歲”的龍牌打碎,以為末莊成了新農村了,但結果沒有什么實質變化。后來又有梁漱溟搞鄉村建設運動,也想建設新農村,結果農村依舊。
土改、人民公社、改革開放,使中國農村社會發展了巨大變化。一直到最近,農民離開平房住進樓房,外觀上都不一樣的。
但是有一點,農村的生產方式,與同時代最先進的生產方式相比,一百年來,差距仍然是代差級的。
所謂新農村,當然是和舊農村相對而言的。一百年前的舊農村,是農業社會;新農村,自然是工業社會;一百年后的舊農村,是工業社會,新農村應是信息社會。但現實是,中國的新農村,按當今世界標準,仍然是舊農村。
根本的標志,就在于農村社會的經濟基礎,仍然停留在傳統生產方式之上。
疑惑由此產生:近百年來的現代化運動,作用于農村的生產方式,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思路呢,為什么會從生產方式這個基礎和根子上,造成農村社會與發達社會的代差呢?
以大歷史尺度回顧農村現代化的歷史就可以發現,中國農村社會迄今為止,一直是在典型的傳統工業化社會的框架下進行建設的。
我們可以把中國農村與工業化的“二人轉”歷史分成兩段:前半段,中國城市要工業化,農村的經濟基礎,全部設計來為城市提供原始積累,可以說農村圍著城市轉;后半段,城市工業化完成,現在要反哺農村,城市開始(相對地)圍著農村轉。基本關系,完全圍繞工與農的二人轉,區別只在于誰喂誰,誰圍著誰。
但睜開眼睛看世界,中國與世界的差距出現了:在“農”字號、“工”字號之外,第三者已經出現了——包括電子商務在內的歷史力量,屬于“信”字號(信息技術、信息經濟、信息社會)。世界先進水平的農村社會,已經駛入“農-工-信”的三岔口,開始轉向。
中國農村社會現代化進程與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更不用說世界現代化進程水平拉開的標志性信號,可以從現代化的動力系統(即帶動力量)看出來:對中國社會,提的是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工業化促進信息化(這是“工”字號與“信”字號的二人轉);對中國農村,提的則是產業化(實質是以工業化帶動農業、農村,是農字號與工字號的二人轉)。
質言之,信息化的生產方式正漸漸成為中國社會的帶動力量時,工業化的生產方式仍然是中國農村社會的主要帶動力量。這是中國農村落后于時代的基本面上的原因。
我們看到,三農問題的討論,充滿了細枝末節,但在時代的帶動力量這個基本問題上,完全處于失語狀態。就好比英國蒸汽機革命都發生了,英國農民還在爭論牛更有帶動力,還是馬更有帶動力。
從這個角度看沙集,它實際是一個非常超前的現代化信號。電子商務的加入,改變了沙集社會的經濟基礎結構,信息技術、信息經濟引起的信息化的生產方式,陰錯陽差,成為沙集社會結構中的引領因素(如果不說主導因素的話)。
這相當于硅谷和班加羅爾,直接從農業社會,跨越式進入了信息社會。
將來人類學一定會對沙集這種在世界上也獨一無二的社會跨越現象,加以詳細的理論分析,看出未來100年內的中國人由于離得太近而看不出的那些歷史意義。
電子商務對社會發展目標的校正
電子商務對農村社會轉型的潛在影響,在于悄不出聲地在實際上修正著社會發展本身的目標。社會發展的實際目標變了,農村社會的變化,就有了總綱,由此引發的社會行為、社會結構的深層變化,才變得容易理解。
在進入問題之前,我們首先需要有些預備的知識。
大家恐怕都聽說過這樣的段子:一個放牛娃在曬太陽。行人問,曬太陽為什么,回答為了放牛;放牛為什么,為了賺錢;賺錢為什么,為了進城;進城為什么,為了假日可以來曬太陽。
工業社會的發展目標,就在賺錢到進城這一段。也就是追求GDP和城市化。信息社會的發展目標,在于提高生活質量和幸福水平。
阿瑪蒂亞.森提出“以自由看待發展”的理念,通俗地說,就是以曬太陽為標準,看待賺錢與進城這等事的意義,主張以提高生活質量和幸福水平(也就是曬太陽)為超越工業社會的發展目標。由此形成未來較高現代化水平的農村社會的指揮棒。
我們看沙集人是怎么利用電子商務曬太陽的:
東風村一位小伙子親口對我講,他過去開照相鋪時,最常見的是一位老人帶一個孩子來照相,怎么也逗不樂。因為青壯年農民出去打工,一家難得團圓。自從開展了電子商務,農民從外地都回來宅在家里發財,現在來照全家福的,臉上樂開了花,他再也不用去逗樂了。
一位沒有文化的大嫂,在村里屬于生活條件比較差的。老公和孩子出外打工,難得相聚。她跟熟人學會電子商務,賺了錢,還清了借款,把老公和孩子也吸引回來,賺的錢比打工還多,因此他們再不外出打工了。一家日子過得和和美美。我問她,老公和孩子的工資,是不是由你發?她的臉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我的同事周紅從東風村回來跟我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劉興啟家是村子里較為困難的一戶,在村里實在生活不下去了,上世紀90 年代一家五口就隨打工的人潮來到宿遷市,靠加工熟食為生。94年因為他們忙于生計,無暇照顧孩子,單獨在家的4歲的小兒子被入室搶劫的歹徒殺害。2007年,聽說村里的人開網店賺了錢,他們也回到家鄉,學習鄉鄰開起了網店。原來調皮搗蛋的兒子,現在挑起了家里的大梁,一個人打理網店,不識字的媽媽幫他發貨,憨厚的爸爸自己做了簡單的工具為他按顧客需求加工。因為他們的產品有特色,利潤較高。很快每天就能賺到200-300元,現在每天已經能賺到1000多元,今年6月,他們的兒子劉永和當地的一個漂亮姑娘結了婚。婚禮花費了十幾萬,劉媽媽遺憾地跟我說:‘要是像現在這樣能掙到錢,當年她的女兒就不會輟學了’。我看著眼前這位和我同齡的農婦,既替她難過又替她高興。我想和她合個影,她讓我等她,說要換件衣服。她說:“現在不像從前了,有好衣服,就是干活臟,沒機會穿”。她換衣時,我無意中看到她的手臂上有大面積的瘀傷,就問她原因。她告訴我:“前幾天送貨時,被人騎摩托撞倒了,腿上傷更重”。但是,她沒要那人一分錢就讓他走了,因為她現在有錢瞧病了。”
這樣的事,一樁樁、一件件,僅僅在一個村里,就數不勝數。我想,要是有人不懂“和諧社會”這四個字是什么意思,從這些故事中應該懂了。
但是,令人回味的是,當沙集模式還沒有現在這樣紅火的時候,一位當地領導進京,在我請他吃飯時,曾跟我講過他從沒跟人說過的苦衷。原來,電子商務雖然發展起來,但按當時考核標準,不算政績;而沙集鎮的招商引資,在同檔次的鎮中快排在末位淘汰位置了,他最憂心的是這個。好在當地最終改變了做法,這位干部也因為發展電子商務的成績有了好的發展。
但我在想,像這樣的事,放在全國各地農村,這位領導的好運,能在現行發展目標模式下成為可復制的嗎?
我們不妨套用那個段子來想一想:招商引資為了什么,為了提高GDP;提高GDP為了什么,為了人人臉上樂開花,為了一家和和美美,為了撞倒了讓著別人……但是,如果電子商務已經把這些實現了,讓人人臉上樂開花,一家和和美美,撞倒了讓著別人,我們還要招商引資干什么呢?正確答案只能有一個:為了招商引資而招商引資,為了GDP而GDP!
這就是我們用工業化思路引導農村社會建設,帶來的悖論。把這樣的農村社會當作新農村,肯定有違初衷。
電子商務越過中間環節,實現了我們費勁巴拉要實現的那些目標——為人民謀幸福、提高農民收入、提高農民就業、解決農民工流動問題、解決社會治安問題、建設和諧社會。這不是以實際行動,在修正單純GDP導向的社會發展目標,向著我們所聲稱的宗旨靠近了一步嗎?這是農村社會的根子上的事情。
電子商務可以對農村社會發展目標中的經濟因素與社會因素進行平衡,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基本面上的原因。電子商務作為一種新型生產方式,具有生產與生活一體化的內在特征,這一點完全不同于工業化(所謂產業化)的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的力量,傳導到社會發展目標上,就會產生兼顧經濟與社會目標的效果。這一點,就是我們從沙集模式中看到的現象背后蘊含的東西。
電子商務對社會結構空白的填補:
以社會力量平衡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
電子商務通過介于市場和政府之間的網絡結構,可以成功發揮社會自組織、自協調的作用,使農村社會從不成熟、不穩定的結構,轉向成熟的、穩定的結構。
在工農、城鄉“二人轉”結構下,農村社會難以形成穩定結構的一個根本問題,在于國家與農民之間,缺乏“社會”這個居間的角色。
在“二人轉”的前半段,農民不愿種糧,國家以統購統銷強迫農民,為城市工業化做貢獻;在“二人轉”的后半段,國家要反哺農業,這個月我看到種糧一畝地,國家補三分之一,農民連農業稅也不交,在某種意義上,在拖累國家(還工業化欠帳)。
然而,國家與農民之間,難道不能有一種類似商業生態系統的生態平衡機制嗎?
從國外農村社會發展經驗看,國家與農民之間的社會組織的發育,是農村社會結構中的重要穩定因素,成為社會的生態平衡機制。
國外農村合作社已有近200年的發展歷史。據專家介紹,目前國外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形成了三種發展模式。一是以專業合作社為主的歐洲模式,以德國、荷蘭、法國為代表。二是以綜合性合作社為主的日韓模式,以日本、韓國、以色列、泰國、印度和中國的臺灣為代表,如日本、韓國的“農協”。三是以跨區域、協作式合作社為主的美加模式,美國、加拿大、巴西建立在大農場、大農業基礎上的共同銷售性合作社即是。
在日本,多年來,政府對農協一直實行低稅制,如所得稅,一般股份公司要繳納62%,而農協只繳納39%;法人稅,一般企業要繳納35·5%,農協只繳納27%。國外對合作社主要是法律規范和政策扶持,直接進行行政干涉和管制的較少,目前全世界已經有90多個國家和地區頒布了有關合作社的法律。
由于歷史原因,中國沒有農會這樣的組織,中間緩沖地帶的經濟組織許多都半死不活(例如農村合作組織既不能成為二政府,又難以適應市場與農民打成一片),這使農村社會結構容易趨向極化,不是政府,就是農民。一旦發生沖突,往往造成上訪、群體事件等極端行為。作為一個有著5000年成熟執政經驗的社會,理應從結構上解決這個問題,而不是靠維穩經費的追加解決問題。
在這一特殊國情背景下,電子商務作為經濟組織形式,可以對農村社會結構發揮意想不到的穩定作用。
電子商務當前已經進入電子商務服務業發展的新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是中國形成了世界級的電子商務平臺。這種平臺在意大利沒有、整個歐洲沒有,這是天賜中華的歷史良機。
為什么這樣說?因為電子商務平臺,是一種既不同于市場,也不同于政府(和企業),介于二者之間的網絡組織。這種網絡組織具有自組織、自協調的社會功能。但它不同于農會,沒有政治性,是經濟組織。它對社會結構的穩定作用,表現在使農民在經濟上有序化,利益協調化,為社會穩定提供經濟基礎;又不同于現在半死不活賴在政府身上的那些官僚化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具有充分的市場活力,可以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而存活下來。
更主要的是,電子商務平臺同產業化中的“公司+農戶”比較起來,由于生產力先進了一代,生產方式先進了一代,因此具有一個穩定的、來自基本面上的優勢,這就是符合農民利益。
在沙集模式中,這一特點充分表現出來。原來在產業化過程中,由于公司掌握訂單、掌握市場,農民總是在利益分配上處于弱勢。但在東風村,我親眼見到許多小學文化的年輕母親,抱著小孩子,玩一樣(在玩游戲的間隙、十分輕松地)從歐洲、香港和全國各省拉來訂單。她們讓公司(制造家俱的廠家)生產什么,公司就乖乖生產什么;她們命令公司生產多少,公司就乖乖生產多少。農民成了爺,企業成了孫子。我這去搞農業時,從沒見過農民這樣揚眉吐氣過。
這不是由于這些農民比企業水平高,而是由于電子商務使先進生產力和先進生產方式這兩個關系因素站在農民一邊,企業只是靠傳統的工業制造,就只能給農民打工。硅谷和班加羅爾無法照搬,但沙集這種搞法,全國各個鄉村鎮都可以上手。這比建設七個歐洲的城市,讓農民背井離鄉,解決差不多同樣的生產銷售問題,不知要省多少。這就是生產方式轉變的力量。
農民一旦同電子商務平臺結合起來,不僅是利益得到保障,更重要是權利得到保障。通過網絡作用,使分散的農民在行業自律中,形成商業生態合作關系,為社會穩定提供堅實的利益協調基礎。
當然,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農村電子商務有這樣大的好處,會給中國農村帶來跨越式發展的機遇,為三農問題的解決帶來農民工進城、大建城市以外的新選擇,穩定農村社會,但總有人要在利益上受損。象當年鄉鎮企業沖擊了城市傳統工業一樣,農村電子商務將對城市傳統商業造成沖擊。我們看到沙集電子商務的成立,在于減少了城市商業中間環節的暴利,勢必造成原有商業渠道的洗牌。從全局利益出發,主動的辦法是深化商業改革,推動城市商業向更高端的服務業、體驗業升級,讓出傳統商業渠道空間。我們看到,谷歌、蘋果、亞馬遜等代表著城市新興商業的未來,也是中國城市商業升級的方向和空間所在。
治國理政者在面對農村電子商務時,完全可以樹立全局意識,從城鄉統籌協調發展高度謀劃戰略,擺脫目前這種大興原子土木、大興原子城市,抑制商業轉型,激活城鄉不穩定因素,落后于數字化世界整整一代的現代化方略,走活中國這盤棋。
互聯網正在改變農村,隨著無邊界的互聯網在中國的普及,越來越多的農民意識到互聯網帶來的發展機遇。沙集鎮就以電子商務帶動經濟發展,闖出一條農村電子商務發展的新道路。農村電子商務不僅會助力農村經濟,也對整個中國經濟結構的平衡產生積極作用。農村電子商務是關系中國未來發展的重要抉擇。
來源:互聯網周刊 奇平